昨天，哥在友人推荐下临时买票入场，坐在前排仰着头（不然只能看到演员的鞋子）看完了这部《间谍之桥》（Bridge of Spies）。
不可否认，两个小时的仰视不但缓解了哥的手机综合症，而且增加了汤姆汉克斯饰演的主角高大上形象的力度。
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说的是大律师多诺万受美国律师协会的指派，担任被CIA抓获的苏联间谍的辩护人。在冷战和爱国主义高峰期，这种案子哪怕在美国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业务。它类似国内那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从代表政府起诉的律师到陪审团乃至法官，都知道这种审判是走形式。
多诺万律师没有走形式，而是尽职地去维护被告的权益。比如，他发现CIA在侦查过程中没有取得搜查令，非法获取了证据。于是要求依法对这些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然并卵，那时候美国人民多恨苏联间谍啊。所以陪审团仍然判决被告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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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的法律，定罪归不懂法律的陪审团管，而量刑则归法官管。于是多诺万前去游说法官，希望法官不要判处死刑。他采用了一个创新的理由：你看这个人杀了就杀了还要花钱埋，但是不杀的话，将来如果我们的间谍被苏联人抓住了，还可以用这个人去交换。
这是实践中律师们常用的方式——既然法律的正当秩序顶不住民意，那么要维护正义，只能用这种不符合法理但非常功利主义（并且在爱国者面前冠冕堂皇）的理由。
法官听了这个理由后，不置可否。出门参加社交活动去了。几天后判决出来了：三十年徒刑——没判死刑。法庭沸腾了，爱国者们差点砸了法院，当然也就更恨多诺万律师了。
多诺万还是不依不饶，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期间，他不但需要忍受全国人民的鄙视，而且家里甚至还遭到冷枪。在最高法院，他告诉法官们，之所以大家来这个地方找寻美国梦，就是因为包括非法证据排除在内的宪法理念让这个地方有梦可追——最高法院的裁判是5:4，维持了原审判决的三十年徒刑。
电影后半段（乃至大部分篇幅）讲的是多诺万预想的交换间谍的事还真的发生了，以及他是如何冒死前往东德交换间谍的故事。这个不是本文重点，再说剧透也不仗义，大家自己看吧。
电影里面没有刻画法官的心路历程，但是哥还真操心想了想。
这位美国法官所面临的抉择源自冷战的大环境。而放到我国，法官们至今在很多日常案件中都会遇到这种抉择。（我们甚至还在理论上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社会效应和法律效应必须相统一。这个话题太神秘，就此打住。）
幸好，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判决书上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后面写着法官的名字。
这个名字（而非法院的大红章）让法官和案件之间建立了永久的联系。法官也不是傻瓜，摆明的非法证据、摆明的违法办案，我判个死刑，现在大家都鼓掌都大快人心了，若干年后大家可以矢口否认甚至完全忘记自己参与了这种舆论杀人的游戏，写判决书的法官就成了唯一的杀人者。即使我不相信地狱不相信因果，被判死刑者的亲属也没法跟我好好聊天啊。
对法官个人而言，这个原因肯定比交换间谍要来得重要。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
所以，判决书写上法官的名字非常重要。它是让法院成为提供正义（而非仅仅解决纠纷）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同理，这也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中，必须强调无论什么条子都要入卷的原因。
——歪果仁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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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时间
贰：豆哥的所有观点都是为了逗乐
壹：包括上面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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