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昆明——到底有什么,到底缺什么

  最近两年,工作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回昆明的次数比以前多了。

  每次启程前,都非常兴奋和期待,总在想着德胜桥豆花米线、想着盘龙江上的海鸥、想着开车时抬眼即见的蓝天白云、想着圆通寺的“利乐有情”牌坊和长虫山上的石头阵。总是发自心底地跟朋友们说:“我要回家了,有空跟我一起去昆明吧,昆明是云南最好的地方,她有山、有水、有人文历史、有自然胜景。只要你们来,我包吃包住!”

  每次办理登机牌的时候,都跟柜台的女孩说:“给我安排靠窗的位子吧,嗯,不要机翅膀旁边的。”图的是在飞机降落前就能看到我的昆明,看到滇池和西山睡美人,看到那已经在Google地图上背得滚瓜烂熟的草海、白鱼口和海埂长堤。

  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过好多四五层的立交桥,见过轮子比楼还高的大卡车,见过一周一个样蹭蹭往上长的摩天楼,见过一眼望不到边的跨海大桥,甚至也见过比昆明更美的行道树和高速路。不过,我和我周围的在外昆明人从来没觉得这些有多稀奇。因为,有卡车的地方没高楼,有高楼的地方没海鸥,有海鸥的地方没大山,有大山的地方没大湖,有大湖的地方没有四季如春的天气——即使是有春天的地方,它也没米线。

  最近两年,工作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回昆明的次数比以前多了。

  每次启程前,都非常兴奋和期待,总在想着德胜桥豆花米线、想着盘龙江上的海鸥、想着开车时抬眼即见的蓝天白云、想着圆通寺的“利乐有情”牌坊和长虫山上的石头阵。总是发自心底地跟朋友们说:“我要回家了,有空跟我一起去昆明吧,昆明是云南最好的地方,她有山、有水、有人文历史、有自然胜景。只要你们来,我包吃包住!”

  每次办理登机牌的时候,都跟柜台的女孩说:“给我安排靠窗的位子吧,嗯,不要机翅膀旁边的。”图的是在飞机降落前就能看到我的昆明,看到滇池和西山睡美人,看到那已经在Google地图上背得滚瓜烂熟的草海、白鱼口和海埂长堤。

  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过好多四五层的立交桥,见过轮子比楼还高的大卡车,见过一周一个样蹭蹭往上长的摩天楼,见过一眼望不到边的跨海大桥,甚至也见过比昆明更美的行道树和高速路。不过,我和我周围的在外昆明人从来没觉得这些有多稀奇。因为,有卡车的地方没高楼,有高楼的地方没海鸥,有海鸥的地方没大山,有大山的地方没大湖,有大湖的地方没有四季如春的天气——即使是有春天的地方,它也没米线。

  老婆常常跟我说:你说昆明话的时候底气十足,深沉而有磁性,比你说普通话和英文要好听多了。我说:因为,我是昆明人。

 

  可是,每次回到昆明都隐隐地感到,这个昆明和我脑海中的那个不一样了。海鸥待的时间短了,德胜桥的米线挪到了北市区,城里的路上虽有人工植树,却被各式各样的蓝挡板遮盖得奄奄一息,海埂只能远观不能近看(因为泛起的都是油漆一般的绿水),从来没听说过的新路表面上四通八达,却越来越拥堵,而拥堵的原因并非仅仅是车多,而是不断在返修的市政设施。以北京路为例,这条纵贯市区南北的干道,十年来几乎从未体面安静地作为一条道路——公交车站从边上被挪到中间,再从中间被挪到边上,然后再从边上挪到中间。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这条路原来的模样,有一种它从来就是被挖开的错觉。

  昆明的人文故旧和自然天赋之间本来是那么地互相交融协调,而现在它们似乎都成了“发展”的敌人。市区的绿洲动物园圆通山要被搬迁了,东郊的大片山地几乎全被挖开铺平以证明这个城市的飞速发展。南边的村落和鱼塘更成了写不进史书的历史,有绿色的地方似乎只剩那么几个高尔夫球场,作为房价的依据。海鸥还在,但已经明显不如十年前那样可以密密麻麻地飞翔于南太桥和青年路上。至于市内的北门街、正义路、民生街、先生坡、拓东路和塘子巷,除了路名以外,和别的城市已没什么分别。年轻人约会的时候不再用“翠湖”、“金马坊”来作为接头暗号,而是改成了“金格”、“金鹰”和各种"某某国际”、“某某城”。

  于是我疑虑甚至有些焦虑:我的昆明在哪里?我还是昆明人吗?

   幸好,我听到了歌声,听到了几个云南男孩板扎的说唱。我看到了图片,看到了昆明人拍出的却绝非限于地方主义的人文关怀。我在想,哪怕没有了那些故旧,只要我们有蓝天、有白云,有那一汪滇池和西山绝壁,有“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秋”的清爽,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有凉米线、卤饵丝和腌菜炒肉,只要走在路上能看到黑黑脸庞的汉子憨厚的笑容,能听到细细肩膀女孩的“槽耐犯,我要克喏喏啦”的撒娇声(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昆明方言),我的昆明就还会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

  问题,大概出在我自己太恋旧了吧。

 

  可是,当我听说这座千年古城不只要挖地铁盖高楼,而且还要把自己变成重工业城市的时候,真的有些慌了。昆明是造物主的恩宠,是镶嵌在亚洲中心的翠玉,怎么能狠心把她的上半身变成钢铁和烟囱,把她的下半身变成油库和清淤池?

  如果嫌环保太感性,那么可以说经济。但在说经济之前还得先明确:如果因为爱昆明、仅仅因为爱昆明就就要遭受惩罚,或者就应该被鄙视,被强迫去赞同所谓“便宜油”的逻辑和所谓的转移支付理论,那也实在是有些霸道了。因为这就如同一个女孩跟你讲爱情,你塞了几张钞票到人家胸衣里,然后顺势打她一巴掌叫她闭嘴一样。

  嗯,回到经济问题吧。女孩的浪漫爱情可能被经济动物鄙视,但往胸衣里塞钱的承诺在市场规律面前也说不通。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可以把昆明的GDP成倍提高的项目,很难让人相信可以由昆明(不管是庙堂还是民间)来说了算。既然是所谓国家战略、既然是企业行为,那么这些重工业产品卖给谁,什么价格卖,卖多少,为了控制成本如何节省包括环保在内的开支,等等等等,不要说碧鸡坊前行走的普通市民,恐怕连五华山上办公的先生们也定不了。经营这些工厂所需要的周边配套,诸如市场营销、金融服务、公共关系、财务决算、法律事务等等,估计也只会在那几座已经雾霾缠绕的中国大都市里运筹帷幄。这些附加值最高的就业机会,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少能被放在昆明,又会有多少昆明人能有幸参与其中?——其实,既然是高科技的项目,估计连工人岗位也十分有限。成百上千亿的GDP,除了帐面上好看,事实上是谁的营业额?又会转化成谁的工资和奖金?

  说经济就不能不说市场。基本上,我相信昆明是缺油的,全世界哪里不缺油?不然哪来那么多战争和恐怖主义?可是,我也亲眼见证了昆明的缺水——姑且不去考究为什么这座城居然会缺水,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是水重要还是油重要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我还见证了许多其它城市非常稀缺并且在无形的市场中越来越昂贵的东西——它们缺蓝天、缺绿树、缺冬暖夏凉、缺大观楼长联里所说的万顷晴沙、三春杨柳和九夏芙蓉、缺质朴肩膀和温暖的笑容。这些东西虽然不一定有单价,却也绝非所谓的公共品,它们会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滚滚利润。如果真的存在市场、如果真的修路是为了沟通内外,这一切难道不能让那些地方的人心甘情愿地把油运进来,同时畅快地拥抱昆明吗。

 

  大观楼长联描述过那些曾经来到滇池湖畔的人们:“……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铁柱也好,革囊也好,基本上不会影响蓝天白云。可是,在新一轮重工业的伟烈丰功面前,昆明,我的昆明,还能留下哪怕渔火和清霜招待客人吗?

 

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女权观念

本文不适用本站创作共用约定,转载及网络传播请先征得作者同意。
近一年来,我参与了一个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女权的课题组,这个课题是以对几个处于不同民族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寨个案调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对经济的发展对女权观念的影响问题作了一些零散的思考,这个发言稿便是对这些思考的一个初步梳理

《民族地区经济法制建设》课程发言提纲 指导教师:张晓辉教授
发言题目:
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女权观念
本文不适用本站创作共用约定,转载及网络传播请先征得作者同意。
云大法学院2000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 董皓
在发言之前,必须阐明选题的原因:近一年来,我参与了一个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女权的课题组,这个课题是以对几个处于不同民族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寨个案调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对经济的发展对女权观念的影响问题作了一些零散的思考,这个发言稿便是对这些思考的一个初步梳理。由于这是一个提纲,所以在撰写的过程中着重记录我的观点,论据则仅简单提及,不作详细叙述。
另一个必须在进入正题之前说明的是:依照我的观点,男性从根本上来讲,只能作为“女权研究者”存在,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有关论述详见http://www.shecan.net“交流互动”栏目的BBS文章:《利益取向是价值取向的基础——男性还是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同时发表于“法律之门”网站BBS,地址http://lawdoor1.ok100.net)。但在本文中,由于相对于被分析的社区而言,我们是站在一种置身事外的“超然”地位上的,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单纯为以社区中女性的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我在这里的价值出发点不是社区经济的发展与否,而是女性地位是否得到了提高。
在GAD(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中,有这样一个结论性的观点:社区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导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相关论述参见仉乃华:“社会性别与发展——从“妇女发展”与“妇女与发展”的异同谈起,载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健康》,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8,第61页。)但究竟怎么一个“不一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女性地位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女性地位不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对女性地位产生危害?我所阅读的论述中并没有给出统一具体的答案。下面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观点,与老师和同学们探讨:
从现象上看,经济发展水平与女性权利状况表现为这样一些关系:
首先,经济发展能够为女性权益基本权益的保障提供基础。这里所说的女性的基本权益,是指女性作为人所享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一些极端落后和贫困的少数民族社区,无论妇女还是男性都被时刻存在的生存危机所困扰,只有经济水平达到能够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女性才有可能考虑自己相对于男性的地位和权利等问题。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社区中人们对女性的观念。根据我们的调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认同“女性也有权利管理社区事务”的人比较多,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村寨,这一认同率就要低一些。同时,一些新的歧视女性的现象也会随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出现,比如在女性的在从农业转移到其它产业的过程中,常常只能得到一些低报酬的工作,甚至被拐卖或者成为妓女,受到新的伤害。
再次,经济发展水平对女性权利影响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的。在一个社区中,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包括教育、宗教、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并且这个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被其它因素所抵消。例如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傣族村寨,尽管有女性村委会副主任,但傣族女性不能介入社区事务管理的传统使她几乎不可能成为村寨中的一把手(见董皓等:《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女权现状的比较研究:以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和妇女被拐卖问题为重点》,未刊稿)。
上述三点是从现象上进行的分析,这种分析实质上仍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水平与女性地位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经过思考,我认为,在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女性地位的过程中,必须引入一个被我称之为“目标地区”的概念。
无论民族学者们多么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在制度和文化上总是受到相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同样的,具体的少数民族社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深受附近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这种对某一具体的少数民族社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发达地区,我把它称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地区”。目标地区的女权观念,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学习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目标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也传入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的缘故,无论这些观念是否真正有利于女性,都会被披上“先进”的外衣,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奉为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探讨少数民族女权观念发展与否和女权地位提高与否的时候,实际上也隐含着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少数民族社区的目标地区的女权观念,而是世界女权运动的成果,因此,这个标准也许会和目标地区的标准有所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哲学讲“经济发展了,女权保障水平不一定提高”的原因所在。
相对少数民族地区,目标地区在总体上一般都更尊重女权,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以摩梭人为例,他们发展的目标地区是周围相对经济更发达的纳西族和汉族地区,但纳西人和汉人社会的妇女地位显然是不如摩梭人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摩梭地区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是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地位的下降(参见刘娟硕士论文)。在我们所调查的一个靠近昆明的彝族社会中,彝族传统的观念受到经济水平发达的汉族社会的影响,一些有利于女性的习俗随着其它习俗一起消亡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确对女权观念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首先,一个具体社区的女权观念是随着该社区的经济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其次,除了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影响外,目标地区的包括女权观念在内的意识文明也影响着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社区逐渐放弃既有的传统观念后,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展目标地区的意识和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本身在女权保护方面并非完美无缺和绝对先进的,所以在现象上就会出现有时候或者有些方面的女权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方面,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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