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启程前，都非常兴奋和期待，总在想着德胜桥豆花米线、想着盘龙江上的海鸥、想着开车时抬眼即见的蓝天白云、想着圆通寺的“利乐有情”牌坊和长虫山上的石头阵。总是发自心底地跟朋友们说：“我要回家了，有空跟我一起去昆明吧，昆明是云南最好的地方，她有山、有水、有人文历史、有自然胜景。只要你们来，我包吃包住！”

　　每次办理登机牌的时候，都跟柜台的女孩说：“给我安排靠窗的位子吧，嗯，不要机翅膀旁边的。”图的是在飞机降落前就能看到我的昆明，看到滇池和西山睡美人，看到那已经在Google地图上背得滚瓜烂熟的草海、白鱼口和海埂长堤。

　　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过好多四五层的立交桥，见过轮子比楼还高的大卡车，见过一周一个样蹭蹭往上长的摩天楼，见过一眼望不到边的跨海大桥，甚至也见过比昆明更美的行道树和高速路。不过，我和我周围的在外昆明人从来没觉得这些有多稀奇。因为，有卡车的地方没高楼，有高楼的地方没海鸥，有海鸥的地方没大山，有大山的地方没大湖，有大湖的地方没有四季如春的天气——即使是有春天的地方，它也没米线。

　　老婆常常跟我说：你说昆明话的时候底气十足，深沉而有磁性，比你说普通话和英文要好听多了。我说：因为，我是昆明人。

　　可是，每次回到昆明都隐隐地感到，这个昆明和我脑海中的那个不一样了。海鸥待的时间短了，德胜桥的米线挪到了北市区，城里的路上虽有人工植树，却被各式各样的蓝挡板遮盖得奄奄一息，海埂只能远观不能近看（因为泛起的都是油漆一般的绿水），从来没听说过的新路表面上四通八达，却越来越拥堵，而拥堵的原因并非仅仅是车多，而是不断在返修的市政设施。以北京路为例，这条纵贯市区南北的干道，十年来几乎从未体面安静地作为一条道路——公交车站从边上被挪到中间，再从中间被挪到边上，然后再从边上挪到中间。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这条路原来的模样，有一种它从来就是被挖开的错觉。

　　昆明的人文故旧和自然天赋之间本来是那么地互相交融协调，而现在它们似乎都成了“发展”的敌人。市区的绿洲动物园圆通山要被搬迁了，东郊的大片山地几乎全被挖开铺平以证明这个城市的飞速发展。南边的村落和鱼塘更成了写不进史书的历史，有绿色的地方似乎只剩那么几个高尔夫球场，作为房价的依据。海鸥还在，但已经明显不如十年前那样可以密密麻麻地飞翔于南太桥和青年路上。至于市内的北门街、正义路、民生街、先生坡、拓东路和塘子巷，除了路名以外，和别的城市已没什么分别。年轻人约会的时候不再用“翠湖”、“金马坊”来作为接头暗号，而是改成了“金格”、“金鹰”和各种"某某国际”、“某某城”。

　　于是我疑虑甚至有些焦虑：我的昆明在哪里？我还是昆明人吗？

 　　幸好，我听到了歌声，听到了几个云南男孩板扎的说唱。我看到了图片，看到了昆明人拍出的却绝非限于地方主义的人文关怀。我在想，哪怕没有了那些故旧，只要我们有蓝天、有白云，有那一汪滇池和西山绝壁，有“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秋”的清爽，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景，有凉米线、卤饵丝和腌菜炒肉，只要走在路上能看到黑黑脸庞的汉子憨厚的笑容，能听到细细肩膀女孩的“槽耐犯，我要克喏喏啦”的撒娇声（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昆明方言），我的昆明就还会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

　　问题，大概出在我自己太恋旧了吧。

　　可是，当我听说这座千年古城不只要挖地铁盖高楼，而且还要把自己变成重工业城市的时候，真的有些慌了。昆明是造物主的恩宠，是镶嵌在亚洲中心的翠玉，怎么能狠心把她的上半身变成钢铁和烟囱，把她的下半身变成油库和清淤池？

　　如果嫌环保太感性，那么可以说经济。但在说经济之前还得先明确：如果因为爱昆明、仅仅因为爱昆明就就要遭受惩罚，或者就应该被鄙视，被强迫去赞同所谓“便宜油”的逻辑和所谓的转移支付理论，那也实在是有些霸道了。因为这就如同一个女孩跟你讲爱情，你塞了几张钞票到人家胸衣里，然后顺势打她一巴掌叫她闭嘴一样。

　　嗯，回到经济问题吧。女孩的浪漫爱情可能被经济动物鄙视，但往胸衣里塞钱的承诺在市场规律面前也说不通。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可以把昆明的GDP成倍提高的项目，很难让人相信可以由昆明（不管是庙堂还是民间）来说了算。既然是所谓国家战略、既然是企业行为，那么这些重工业产品卖给谁，什么价格卖，卖多少，为了控制成本如何节省包括环保在内的开支，等等等等，不要说碧鸡坊前行走的普通市民，恐怕连五华山上办公的先生们也定不了。经营这些工厂所需要的周边配套，诸如市场营销、金融服务、公共关系、财务决算、法律事务等等，估计也只会在那几座已经雾霾缠绕的中国大都市里运筹帷幄。这些附加值最高的就业机会，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少能被放在昆明，又会有多少昆明人能有幸参与其中？——其实，既然是高科技的项目，估计连工人岗位也十分有限。成百上千亿的GDP，除了帐面上好看，事实上是谁的营业额？又会转化成谁的工资和奖金？

　　说经济就不能不说市场。基本上，我相信昆明是缺油的，全世界哪里不缺油？不然哪来那么多战争和恐怖主义？可是，我也亲眼见证了昆明的缺水——姑且不去考究为什么这座城居然会缺水，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是水重要还是油重要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我还见证了许多其它城市非常稀缺并且在无形的市场中越来越昂贵的东西——它们缺蓝天、缺绿树、缺冬暖夏凉、缺大观楼长联里所说的万顷晴沙、三春杨柳和九夏芙蓉、缺质朴肩膀和温暖的笑容。这些东西虽然不一定有单价，却也绝非所谓的公共品，它们会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滚滚利润。如果真的存在市场、如果真的修路是为了沟通内外，这一切难道不能让那些地方的人心甘情愿地把油运进来，同时畅快地拥抱昆明吗。

　　大观楼长联描述过那些曾经来到滇池湖畔的人们：“……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铁柱也好，革囊也好，基本上不会影响蓝天白云。可是，在新一轮重工业的伟烈丰功面前，昆明，我的昆明，还能留下哪怕渔火和清霜招待客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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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項長處就足夠了，你的長處就是拍電影。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你要想拿到奧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證心裡有夢想。" 大家都只看后最后一句。问题是，你必须先有长处并且坚持这个长处，而不是放弃这个长处去追寻不切实际的梦想——根本不是梦想，只是空想！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上街买东西交各种间接税。100块变成75块再变成65块再变成50块，加各种政府收费，你营业收入的一多半都得合法交给政府，还不包括灰色的黑色的。所有这100块的营业风险都是你承担——他们也自称“高风险行业”，但“风险”是能不能“拒腐”，搞成你是污染源，主要是你的错一样。

低收入者骂高收入者偷逃所得税是人类最奇怪的行为之一。哥，你都还没交税呢，啷个就可以呐个硬气啊？

请问一下，有没人研究三峡大坝以及金沙江云南段几个巨型梯级水电站跟近年的干旱气候之间的关系？

你想使一个人残废，只要给他一对拐杖！

还可以出LV卡、Rolex卡、欧莱雅卡，干脆所有消费品只卖给香港人，多简单。反正经济不景气，盼望着政府给他们养老送终的麻甩佬就会有无比的幸福感——所有人跟他们一样穷了。//@甘草子: 澳門也開始出“奶粉卡”了。回到計劃經濟時代。

民粹主义横行，然后和既得利益势力结盟。香港衰落是我五年前就估计到的，但没有料到的是衰得那么快。

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在质量上最大的差距是，前者整天用评论代替新闻。

奶粉限购是有益于内地政府的措施（注意，我说的是内地政府，不是内地）。这种借用香港民粹主义情绪来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的事情，对谁都没好处。呵呵，香港人和内地人，你们继续互相吵吧，有人偷着乐呢。

港府的公屋政策就是人民贪腐的典型。很难想象这个地方居然可以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

香港超市里每种商品就那么几种可怜的选择，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高效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去超市比较一下，什么地方市场经济繁荣显而易见。很多港人最奇怪之处就是自以为香港仍然是自由发达的市场经济，一方面鄙视大陆社会，一方面满脑子都是福利主义，拽着香港直奔他们所鄙视的社会制度狂奔而去。

香港的民粹主义表演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市场上有奶粉需求，奶粉商自会增加奶粉供应。香港人请你想一想，究竟是谁会在这些运动后面得益。

【传说奶粉会拖垮香港】如果贵港真是高效自由的市场，需求增大，供应自会跟上。真正应当问的是：为什么供应没有跟上？答案可能是贵港的商家垄断（这恰恰说明贵港不是自由高效的市场经济），也可能仅是暂时现象，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买家造成的。

其实我对你们港人的民粹主义和优越感没什么意见，因为我习惯了：爱自己的家乡，往往就会带着分别心去看外乡人。我发言是为自由市场经济抱不平。过去全中国的货都是走香港进出的，贵港被拖垮了还是发展了？市场经济从来没被巨大的购买力拖垮过，只被巨大的生产能力推Hi过（从而导致了所谓经济危机）。

China now burning as much coal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http://t.cn/zYLOc5S

在自由市场环境中，“浪费”这个词只有从付款人口中自己说出才有正当性，其他人出来指责，都属于吃饱了没事干。

必须有耐心，并且明白自己想得到的并非完美，而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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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制度的中国视角与域外借鉴》自序

王玄伟

　　那年夏天，我打好行囊，怀揣理想，告别度过了七载寒暑的大学校园，来到城市中心一条梧桐树枝繁叶茂的街道。那条街，有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名字──书林街。街道中段，两幢普通的楼房临街而立。楼不高，五、六层而已。没有戒备森严的卫兵，也没有圆睁怒目的石狮子。是这儿吗？我瞅瞅手里的报到证，再看看大门口的招牌，上面都写着一样的字：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我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这个大门。到现在，已经十三年。

　　慢慢地我发现，走进这个大门，其实是走进了一个高尚的事业。这里要做的事，是制约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在这里工作的人，正直又安贫乐道，威严但富于爱心。他们为人民监督特定的国家机构，为国家清除腐败。他们像轮船上的观察哨，注视着可能出现的险滩和暗礁；他们像锋利的柳叶刀，小心地清除着社会肌体里的毒瘤。他们把他们所做的事，叫做“法律监督”。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十三年了，我为了这个事业而一直努力着。十三年间，我曾经在只有二十名干警的基层检察院实习锻炼，也曾经在最高检察“中枢”里起草过司法解释的文稿；曾经在祖国边陲的贫困县中学里为少数民族孩子讲授如何用民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曾经在境外的繁华都市与头戴假发身披法袍的“大状”们交流最新的普通法判例。十三年里，我从事过三种不同的检察业务工作，还幸运地走进了两所著名大学的法学院。不过，所有的这一切，都打上了同样的一种印记。变幻的是时空，不变的是检察人的那一片精神家园。

　　眼前，是自己倾注心力的事业；身后，是许多双鼓励与期盼的眼睛。必须做点什么。从2002年第一次承担全省检察机关重点调研课题开始，我的这种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个长假，很多个夜晚，我都坐在书桌前“静夜思”。陪伴自己的，是案头几摞一两尺高的书籍，和键盘上敲敲打打的声音。去年以来，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年过卅五，内心的紧迫感显著增加，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在思考和写作，过了一年苦行僧般的日子。现在，手头的这部书稿终于可以画个休止符了。

　　作为一名法律人，苏力的那句著名拷问“什么是你的贡献”时常会在我心头回荡。在研究前期，我主要从诉讼法视角来观察检察制度；从2007年起，我开始在宪政视野下思考检察制度。我越来越觉得，检察制度问题不仅仅是个诉讼法问题，还应该是个宪法问题；检察机关不仅仅是一个承担诉讼职能的机关，更应该是一个承担宪政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国家民主政治层面的一种宪政考量和制度安排。用程序性的检察权来监督其他实体性的公权力，这是独具匠心的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虽然目前，检察权的监督性主要仅体现于诉讼监督，检察权对行政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监督还处于基本缺位的状态。但我相信，检察权还在“生长中”，对检察制度的认识还将继续深化。随着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一条不同于三权分立体制的中国式宪政发展道路似乎已经隐约可见。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借调工作期间，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在机关大院里走上两圈。我喜欢这个院落，翠绿的草坪、巍峨的大理石柱，灰墙绿瓦，庄重大气。大厅正中镶嵌着巨幅山河图，折射出检察人胸中的家国情怀；台阶上一对生铁铸就的法鼎，一圆一方，蕴含着“圆融情理、方正法度”的深厚哲理。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矗立在院子中央的那两棵树化玉。它们挺拔、坚固，质地纯洁。它们安放在这里，寓意检察机关是共和国政权的坚强柱石。

　　我希望有一天，检察机关能走向全面的的法律监督机关，成为法律田野的“守望者”，时刻守护着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到那时，检察机关将成为一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的真正的宪政机构。

　　我觉得，人民需要这样的检察制度和这样的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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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1日 余墨摄于炮台里香港终审法院入口）

一提起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内地公众往往想到的是2010年才荣休的首任首席法官李国能，以及他的继任者马道立。其实，终审法院内有一位在香港本土接受法律教育，并首次以本地毕业生的身份晋升为常任法官不容忽视，他的经验、资历、学识、声誉以及成就并不在二位首席法官之下，他就是陈兆恺法官。

大家也许会对陈法官的名字感到陌生，但其实很多内地人士和在港人士都在享受他的工作成果。香港回归之后，他为香港司法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并促进了内地与香港的司法合作交流，很多人都因他的非凡成就而受益。例如，他推动香港司法机构使用中英双语审理并裁判案件，使香港在延续普通法传统的同时，借助中文建立现时香港独立而又独特的法律体系；他促成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安排》，使内地法院更便利的审理涉港案件；他为获得居港权的内地人士和其他外国人争取享有香港法律援助的权利；他在获委任成为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小组主席后，不遗余力的推动法制改革，致力于简化法制和提供便捷的民事法律服务，2009年，他所领导的小组所发布的改革规划正式在香港实施。以上成就，使得陈法官成为了香港法治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2009年，凭借在香港攻读学位的机会，我有幸接受陈法官的指导在香港终审法院实习。实习期间，我个人在专业和智识上的收获自不待言，但更为难得的是，由于每日跟随在风趣健谈的陈法官左右，我在向他请教问题的同时，也了解了一些香港的法治往事，特简述如下。

一

《吸烟（公众卫生）条例》是香港最主要的控烟法例。依照该法例，香港禁止室内吸烟，但室内的定义究竟如何，条例并未做详细规定，而条例的模糊之处成为了一起案件的导火索。在一起由陈法官审理的上诉到终审法院的案件中，被上诉人在一间食肆门口的用胶条纸所搭建的棚内用餐，并在棚内吸烟，被上诉人认为棚子不能被视作室内，而上诉人（香港律政司代表香港政府上诉）认为棚子四周有围挡，其面积超过棚内空间的50%，应当被视为室内，因而对被上诉人处以处罚。在裁判署判令被上诉人有罪之后，被上诉人不服而上诉，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判令被上诉人无罪，但上诉人认为原讼法庭判项有误，便通过原讼法庭向终审法院上诉。由于与本案类似的情况有170多起，如果没有准确的关于“室内”含义的界定，禁烟部门的执法无法顺利进行。经过听证，终审法院最终许可了上诉。

在开案陈词阶段，律政司在说，我们赞同被上诉人无罪的裁决，但是希望终审法院能够明确界定“室内”的定义。律政司的此番表态令本案陷入了尴尬境地。因为，被上诉人有罪与否是本案的诉因，如果没有这个诉因，案件就无需审理，可是如果终审法院不审理该案，行政部门的执法将会无法继续进行。于是，当律政司的代理律师发表了上述意见之后，法官们陷入了是否继续庭审的困难之中，法官们决定休庭商议。休庭前，陈法官救场说，上诉人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上诉和已发表的意见，还好律政司的代理人还算聪明，意识到了自己意见的缺陷。庭审恢复之后，律政司发言说，我们坚持被告有罪，该案才得以继续审理。

陈法官说终审法院担负的不是个案救济的职能，律政司的初始意见险些使禁烟执法陷入困境，还好律政司的及时修正了观点，才令法院得以通过审理个案来释明和树立法律原则。

二

1997年以前，香港法官群体由“本地法官”和“外籍法官”组成，人数比例大概是各50%，法院主要使用英语审理案件。 1997年之后，在身为法庭使用中文委员会主席的陈法官的推动下，香港开始发展中英双语法制，法官群体的分类随之改为“单语法官（使用英文审案的法官）”和“双语法官（可以使用中文和英文审案的法官）”，香港的各类法例也有了中文版本。到目前为止，单语法官约占全体法官的25%至30%。

普通法根植于英语，以中文推行普通法在全球均无先例。我询问了陈法官推动双语法制的原因。他说，他深信以诉讼各方均能明白的语言审理案件，可以确保司法公正，推行双语法制则可以确保普通法传统在香港延续发展，使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国际普通法体系相衔接，香港也可借助双语法制逐步建立和发展香港独特的法律体系。

回想起自己推动双语法制的经过，陈法官笑言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双语法制的推行会如此顺利和迅速。1992年，香港“最高法院（1997年之后更名为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为了安排好香港回归之后的有关法庭的事项，要求精通中文的，时任高等法院法官的陈兆恺按照自己的构想，研究当时的“地方法院（即现在的区域法院）”使用中文审案的可行性，可行的话，便推广至高等法院。陈法官在完成研究后，便将可行性报告交给了“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没想到首席法官随后将报告交由立法会审议，立法会审议顺利通过之后，香港的区域法院和高等法院开始了采用中文审案和撰写判词的实践。

在终审法院内，除陈法官之外全部是单语法官，所以终审法院的所有中文案件材料都由陈法官审阅，判词也由他来完成。说到这里，陈法官说当他获悉李国能法官宣布退休计划时，他对李法官打趣说：“我的工作量这么大，我该比你先退休。”

谈及香港回归后法院使用中文的话题，当然会涉及法官们学习普通话的经历。当时的高等法院有专门的普通话学习班，学完之后还要考试。普通话虽然难以学习，但是法官们还是发现了在一起上课的好处：诸位法官平时忙于审理案件，很少有机会能聚在一起，普通话培训为了法官们创造了彼此交流的绝好机会。

三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有大量外籍法官，回归后，本港法官的数量逐渐增多，但外籍法官依然在香港法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人曾提议取消外籍法官，规定法官全部由本港法律精英担任，这一提议曾引发了回归后的香港是否还需要外籍法官的讨论。面对这一问题，陈法官这样做答。他说，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包容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港工作生活的人们国别、民族各异，法院内有外籍法官很有必要，也很合理，他们可以更好的回应不同当事人的司法诉求。另外，普通法系审理案件以英语为基础，回归后的香港司法依然延续了普通法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在法庭中的作用依然重要，本地可以在普通法域中与外籍法官互相交流学习，以提高司法技艺。在有段时期内，有的本地法官曾觉得在普通法系下，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法官的能力比自己强。对此，陈法官勉励他们说，同为法官，学识互有所长很正常，但在语言方面，本地法官其实更有优势。因为本地法官可用双语（中文和英语）审案，而外籍法官往往只懂一门语言。本地法官应以自信和不服输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不辱捍卫香港法治的使命。

四

每年元月第二周的周一，香港司法机构会举办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这是象港法律界的盛典。典礼自下午五时开始，其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会在香港大会堂检阅全体纪律部队，然后发表演讲，借以展示香港司法形象、树立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宣扬维系社会自由、繁荣、稳定的香港价值核心——法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

其实在九七年以前，典礼程序并非如现在这样简单，由于当时香港的宗主国是英国，其国教是圣公会，所以在首席法官检阅纪律部队之前，法官们会集体去教堂举行仪式。但是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法官们认为原宗主国的影响应当得到消除，加之法官应当中立的原因，去教堂的仪式被随之取消。

五

陈法官为司法服务已二十载有余，他毕生都在追求公平法治，但他也强调法律的惩罚与更生功能，他坚信法律应当兼顾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在他的司法生涯中，让他难忘的案件并不是那些人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他一直记得他所审理的一起普通的持械抢劫案件。在这起案件中，按照一般情况，一名实施抢劫的青年应当判监入狱，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获准参加了高级程度会考，考试成绩大概会在判决作出后公布，如果陈法官此时下判，他升读大学的愿望会全然粉碎，于是，陈法官决定在成绩公布后再做出判决。成绩公布后，该青年被本地大学录取，陈法官考虑到这名青年已被羁押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大学梦的破灭将会使其失去改过自新的机会，只会使其自暴自弃，成为与社会对抗的罪犯，陈法官最终判其完成一定期间的社会服务，而非入狱服刑。

陈法官认为法律应当既造福社会，也造福个人，两者虽不能时刻并存，但也无需相互排斥，在法律之下的法官应当可以调和两者。

我想，我所记下这些香江法界掌故也算是法律人的“口述历史”，其中蕴含了法律人的智慧与生动的香江法史，它应该是有些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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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公共调查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凡公众可能关注的公共事件，都会有调查小组进行公共调查并公布报告。调查范围十分广泛，从小区管线架设到有全国影响力的事件——公共服务设施的缺陷、公务人员腐败案件、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影响重大的交通事故、知名人物的死亡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等等，都会成为调查对象。

调查“窃听门”

近期最有名的公共调查案件，是刚开始的针对默多克“传媒帝国”旗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的调查。“窃听门”事件发生后，除了议会举办该案的听证会，司法机关介入并拘捕大批涉案人士外，英国的公共调查制度也逐步启动。

2011年7月6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向议会宣布，将召集一个由上诉法院资深法官布莱恩·亨利·利文森爵士领衔的六人调查小组，对“窃听门”事件进行调查，反思英国报纸的媒体伦理及媒体文化。7月20日，卡梅伦宣布调查范围不限于报纸行业，扩大至对广播电视和新兴社交媒体的调查。

除利文森法官外，成员包括《金融时报》前董事长，著名人权机构“公民自由委员会”的主任，英国通信管理局前局长，英国电视广播公司新闻4台前政治新闻编辑，《每日电讯报》前政治新闻编辑以及西米德兰兹郡前警察局长。被调查人员则包括报纸经营者、记者、警察、政府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士。

调查小组的授权范围包括：了解报社与政府官员及警察的关系；反思现有媒体管理政策的利弊；考虑如何制定高效的政策和法律，以支持媒体自由、建立多元化的媒体和独立于政府的媒体；鼓励提升媒体行业的专业水准和保证媒体自觉遵守职业伦理；分析如何规制政府官员与媒体的关系。此外还需调查报社的非法和不当行为，报社从业人员和大都会警署警察的不当行为，警察接受贿赂的情况以及新闻集团内部管理的失败等。

据目前报道，该调查期限为12个月，调查报告要全文公布并对政府下一步所应采取行动提出建议。

检察官、议会与民间调查

此次公共调查的依据是2005年《调查法》（以下称2005调查法），此前的则依据1921《调查法庭（证据）法》（以下称1921调查法）及其他法令。

英国公共调查组织的类型非常多，有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个案调查，由检察官主导，具有司法性质；议会和枢密委员会组成专门委员会调查；还有各种民间团体的调查。但这种多体系的调查模式存在一定弊端：有调查权限的司法调查和议会调查的范围太过狭窄，往往只关注专门事件。组建议会专门调查委员会花费昂贵，司法调查对证明事实所要求的标准太高，程序太漫长；民间调查往往没有法律所保障的调查权限和资金保证，很难收集到必须的证据。

促使英国决定彻底改革旧公共调查模式的导火索，是针对因英国军人在北爱尔兰枪杀14名示威民众的“血腥星期天”调查案。

1998年，英国议会根据1921调查法的规定，决议组建由萨维尔大法官领衔的调查小组调查该事件，并授予该小组与高等法院一样的调查权限。这种“法庭化”的调查小组对“程序正义”的保护不言而喻，调查历时12年，调查费用在2008年就达到了1.82亿英镑，近乎原预估费用的两倍。

议会和政府考虑反思1921调查法及现有调查制度的得失，希望在吸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更好的调查法。新调查法应详细规定公共调查的启动、调查小组的组建及调查结果的公布；明确内阁大臣和调查小组主席的责任；保证调查程序及结果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以实现更快、更高效的调查。

出于以上考虑，2005年4月7日，英国议会表决通过了2005调查法。正是这部法律构成了目前的英国公共调查制度的法律基础。

调查小组的独立性与调查权限

很难准确定义公共事件，但此类事件有些共同点，例如事件造成了较大数量的生命陨落，有可能或已危害公共安全和健康，给公众造成极大震惊等。此类事件都会引起公众强烈关注。通过独立调查向公众报告真相，对恢复公众信心有极重要的意义。

根据2005调查法的规定，当已发生的事件可能或已引起公众关注，或某件即将发生的事已得到公众关注，负责管理该事件所涉事务的内阁大臣有权启动公共调查程序，任命调查小组调查该事件。

第一步是组建中立、专业的调查小组。“中立”是独立调查并给出公正结论的前提，是成为调查组成员的首要标准。与被调查事件有直接、间接利益关联的人，不能被任命为调查组成员。调查组成员在获得任命前，应如实向负责组建调查小组的大臣报告自己是否与所调查的事件存在利益关联，获任命后要注意相关言行。

领衔“窃听门”小组的利文森法官，最近就因被人怀疑其中立性而遭遇严重信任危机。有工党议员指出，利文森法官曾在2010年7月和2011年1月参加过默多克女婿举办的两次名流聚会，所以不该成为调查小组的主席。

这一质疑马上有了回应。上诉法院院长说，利文森法官出席聚会经过院长同意。利文森法官的发言人则赶忙声明，利文森法官与默多克的女婿没有关联，聚会之后也没有任何联系。而唐宁街10号则声明，利文森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已如实向首相声明自己曾参加过这两次聚会，首相认为这不会影响利文森法官和调查小组的中立性。

“中立”还要求调查小组的独立性。虽然调查小组由内阁大臣任命，但成员基本来自于政府外，往往由退休的公务员、法律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主持，具有独立品格的法官往往会成为调查小组的负责人。小组的独立性、公信力和专业水准，都能得到保障，作出调查结果能为公众相信。

公共调查要还原事实，完善制度，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其调查授权范围很重要。授权范围由内阁大臣和调查组成员及相关人士和部门充分协商后划定。事前论证和协商越全面，调查计划越详尽，公共调查越能发挥最大作用。

公共调查的期限不固定，随着事态发展和被调查事件的复杂程度，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负责组建调查小组的大臣有权调整授权范围，这会延长调查期限，耗资巨大的“血腥星期天”的调查时间是12年，“窃听门”的调查时间初步定为12个月。英国很少有短期内出结果的调查，认真的调查无法在短期限内完成。

由于公共调查对公众生活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其调查权力必须得到强有力的保证。2005调查法赋予了调查小组收集证据和强制传唤证人接受调查的权力，不配合调查的证人，伪造、篡改、毁损证据的人，将被高等法院审理并定罪。

2005调查法并没将公共事件的调查权垄断在内阁大臣手中，民间调查依然可以自由进行。

民间调查受调查权限和费用限制，而公共调查有财政支持，有广泛的调查权力，所以2005调查法专章规定了其他模式的调查可以转化为该法下的公共调查。只要民间调查所调查的事项符合2005调查法第一部分的规定，内阁大臣可以在民间调查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转化为政府主导的公共调查。专业、独立的民间调查也受到政府尊重，其结论可成为公众对该事件认识的参照。

公共调查当然要有公众参与和监督，该法规定，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是：在公共调查期间，旁听调查听证，翻阅及获取调查小组所掌握的相关证据，但非因法定原因和调查小组主席同意，不得对调查程序录音录像。

公众参与和监督还体现在，调查结束后，调查小组需要向社会公布调查报告全文，公布调查的所有记录和细节，并在合理期限内将调查报告报送给议会。调查费用的明细也要向社会公开。

调查报告不仅包括调查小组所确定的事实，还要在授权范围内给出调查小组对相关制度完善的建议，调查小组内的不同意见也要如实在报告内载明，报告全文在网络上都能自由获得，调查结果要受议会监督。

“血腥星期天”案的第一次调查结果的部分内容受到质疑，议会才在1998年组织了第二次的公共调查。

从英国公共调查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来看，公共调查的目的正如曾主持过多起公共调查的前英国上诉法院法官，现任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所认为的，“公共调查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确定事实，其二是吸取教训，以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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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个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是，其意味着彻夜不眠；长时间、高强度的专业阅读；自我克制，以作出不牵涉个人感情的决定以及不受社会中某些成员的欢迎。他们身着长袍，终日思考晦涩难懂的法律问题，生活在一个不为公众所了解的世界里。这一职业时常需要大法官们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因为他们往往要在这个国家里最具争议性和最困难的问题上做出最后的决断。

  这是英国国土上最高级别法院的法官们第一次向英国广播公司讲述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大法官这个职业基本上还是由男人所占据——在负责处理具有重大公共重要性案件的最终审级法院的12位大法官之中只有一位女性大法官。

  保持清醒

  最高法院院长菲利普斯说他时常会在深夜醒来，试图尽力解决一些案件中所涉及的复杂法律问题。

  他说：“我是否在深夜醒来取决于我所承受的案件压力的大小，但是我确实经常在凌晨5点左右就开始一天的生活……有时还会更早。今天，我在凌晨3点醒来，先是起床工作了一会，再继续上床休息，然后又在5点左右起床。案件中的法律问题都是需要智识而非压力所能解决的。即使你全身心地去关注一个特定的棘手问题，你会发现，问题在未解决之前还会在那里，在你稍作休息之后，问题会再次接管你的大脑。”

  置身于米德尔塞克斯市政厅的最高法院成立于2009年10月1日，并取代了上议院中法律贵族们的工作，成为英国的终审法院。其成立的目的在于强调议会的立法者与负责司法的法官之间的分离。最高法院成立时间虽短，却已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其内容涉及了从收容所到银行手续费等许多问题，裁决结果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生活，最高法院的裁决还扫清了陷入公款消费丑闻的议员们应当接受刑事审判的障碍。虽然并不是全部12位大法官都会参与每一起案件的裁决，但是最高法院的主要裁决一般都会由多达9位的大法官集体作出。

  大法官们的工作强度很大，他们常常要在庭审前阅读上百页的复杂的案件内容提要，阅读过程往往需要持续两到三天的时间。庭审过程中，他们要审视出庭律师们所呈现的所有针锋相对的论点和论证过程，在案件结束之后，法官们需要确定他们中的一人按照他们集体考虑的结果去撰写多数意见判决。对于负责撰写判词的大法官而言，这意味着更加辛苦的写作任务，执笔者需要再回过头去收集并整理案件中所出现的大量资料，温习大量的以往案例和查找在庭审中曾援引过的新材料。

  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霍普大法官承认撰写判决的任务十分艰巨，以至于每当写作任务落到他头上时，他就不得不离开伦敦，回到让他觉得内心平和和环境安静的爱丁堡老家去撰写判词。他说：“在伦敦，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听审案件，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安下心来阅读案件材料并思考如何撰写判决书，只有在安静的爱丁堡，我才能安心完成写作任务……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辨别争议焦点的性质和数量并加以解决的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其过程包含了大量的分析和推理。我们需要在判决中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具有清晰的头脑并随时关注自己写作对象的需要。我们需要不多不少的写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将来需要使用我们判决结果的人们”。

  与世隔绝

  虽然12位大法官中的11位男性大法官都是在私立院校接受的教育，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与世隔绝的群体。曾在英国著名的男校——拉格比公学学习的霍普大法官说，虽然有人批评他有着特殊的教育背景，但是那是迫不得已的，在他上学的年代，要想学习法律，除了进入私立名校学习，别无他法。“我很担心公众认为我是旧体制的遗留物，当然他们可以对我有这种看法，但是事情就是这样。”菲利普斯大法官也持有与霍普大法官相近的观点，他进一步补充说：“我们是普通人，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行业中开始自己的生活，只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才最终达致现在这个特殊的位置。”

  黑尔大法官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大法官，也是唯一一位没有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大法官。当她在2004年被任命为法律贵族时，她是第一位获此任命的女性。她打趣说：“我从未想过作为一个女人有什么不好，大法官里没有女性曾一直令最高法院很尴尬，我的到来使最高法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我刚刚加入这个由最具智慧和最有权力的男人们所组成的团体时，我用了很久的时间去融入工作和他们之中，并认识到也许我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

  当最高法院就一起涉及婚前财产协议的案件作出裁决时，黑尔大法官发现自己又是少数派。作为9位裁决法官之一，其他的8位大法官一致认为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所制定的婚前财产协议具有约束力时，黑尔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此类协议允许男性保有更多的个人财产，而这常常伤害了女性的利益。

  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而言，客观公正、无偏无私的裁断案件是十分重要的职业素养。法官们需要使自己的情感超然于案件之外，但是菲利普斯大法官也提及大法官们理解人们维系在他们所裁决的案件之上的感情，“每个人都会对他人充满同情，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理的案件对人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有时候，你知道你所做出的决定将会给有些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对此，我们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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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英国最高法院开放日的提问时段，有学生问最高法院院长菲利普斯勋爵是如何成为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他回答说，全凭运气，我没有雄心壮志，只是因为当初无法拒绝高等法院院长的邀请才进入法院，最后成为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菲利普斯勋爵说的轻松，新近成为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具有资深律师背景的萨普什一定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的最高法院之路很不顺利。他曾两次申请加入最高法院，第二次才获成功。大法官哪有这么容易当？

在廖柏嘉勋爵转任上诉法院民事庭庭长之后，萨普什第一次申请加入最高法院。作为曾经在初期遥遥领先的候选人，他的候选资格却一度被取消，迪森大法官胜出。在萨维尔勋爵和科林斯勋爵因为年龄的原因相继从最高法院退休之后，他再次提出任职申请，司法人员选任委员会经过将近一年的考察，最终确定了包括他在内的5名候选人，但是任命结果却久久未能公布。直到2011年5月4日，唐宁街10号和最高法院才发布公告最终确认了威尔森爵士和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威尔森勋爵接任萨维尔大法官，并于5月26日走马上任，萨普什接任科林斯大法官，但是因为他当时还在代理一起案件，所以他要等手头事务处理完毕后，经最高法院院长同意后上任。

萨普什的任职之路为什么这么坎坷？答案是，他的两次任命都受到了一些高级资深法官的反对。他们认为，萨普什固然业务出众，但是倘若他成功任命，会打破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即要想成为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法官，申请人应当具有在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任职法官的经历。换句话说，虽然2005年的宪政改革法规定了具有15年执业经验的大律师或高级别的事务律师可以与曾任职2年高级司法职务的法官一样经申请和选拔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在资深法官们的眼里，没有在司法机构服务经历的候选人成为他们最高级别的同事还不够格，且不能代表英国的最高司法水平。

资深法官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按照英国宪政改革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由司法人员选任委员会提名，报与法务大臣协商，若无异议，法务大臣再将人选报给首相，由首相报送女王进行正式册封任命。但是，司法人员选任委员会在确定人选之前，需要咨询并听取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资深法官的意见。当这些来自英国各个高级法院（法庭）的资深法官们提出反对意见之后，选任委员会和法务大臣的压力可想而知，你总不能在无法说服这些法律界元老的情况下就选出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吧。

其实作为资深大律师，萨普什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声誉，他若选择进入下级法院再逐步升迁会相对容易，但如果他想直接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必须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和资质，这并不是资深法官对他的苛求，法官们的反对是受到英国最高法院近乎严苛的法官选拔标准和英国法律传统中法官阶层的强烈的自我职业认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由英国大法官群体的特点所决定的。

大法官们在任职前都会满足一些基本条件：首先是法律规定的2年的高级司法职务或15年的法律执业经验的任职资格。其他任职标准则包括独立的思想、正直的人格、深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清晰的头脑、高超的写作技巧、理解社会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身份是现职法官的申请人还需要提供3份自己满意的判决书以证明自己的司法技艺。但是这些还不够，在这些基本条件之外，大法官们都会具备传统所决定的一些具有“英国特色”的资质。

英国的法律体系纷繁复杂，其中的苏格兰更是一种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法体系加上一些习惯法的混合法律体系，加之英联邦和英国海外领土的案件也会上诉到英国最高法院，这一切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大法官们需要通晓英国境内和境外很多地区的法律实践，要有极为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司法经验，才能应对各种类型甚至国别的复杂案件。有很多大法官都是大学的兼职教授，并担任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具备国际级的学术影响力。

大法官都具有极强的精英意识，这与他们的教育和生活背景有关，现任的大法官们基本上都是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毕业，在四大律师会馆中继续学习法律，再成为执业的大律师，其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成为高级法官，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20多万英镑的年俸，也足以使原先从事律师职业而收入颇丰的大法官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从他们学识、经历以及生活状况来看，他们确实都是英国社会的精英。

大法官的精英自律意识也是与英国的大法官们的产生方式有关。大法官并非选举产生，这既与英国大法官曾具有的贵族传统有关，也与法律界人士尤其是法官阶层认为由法律阶层任命大法官是避免法官政治化的最佳选择有关。

大法官群体十分注意保持着自己的贵族身份，他们认为贵族不该使自己陷入争议之中，法官就该很好地适用法律，通过案例延续和发展普通法，这才是法官的本职工作，政治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应当由议会通过立法解决。受此传统影响，大法官相对比较保守，他们几乎从不在政治问题和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决策上发言。

曾有人提议英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制度，在英国实现大法官由选举产生，且其资格由议会听证审查。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法官阶层的一致抵制，他们认为这会使大法官们不再具有应有的中立尊荣的地位，也会使法官们陷入政治化的危险之中，无法保证裁决的公正无私，法官们不该为了选票而忙碌，更不该在议会面前受到身份的盘查，这既不优雅也没有体现出对法官专业操守的信任。由此，大法官任命一直被法官群体所掌控，成为法官阶层自己的事务，法官群体显得相对封闭，但这保证了法官群体的独立性，因为，如果想走到最高尊荣的法官座席之上，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尊重议会通过的法律和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司法技艺，并得到自己职业阶层的认可而无须迎合政府和议会。

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渊博学识、精英背景、保守意识深深地影响了法官阶层，乃至整个法律职业，要想成为大法官，就需要法官阶层的高度认同，资深法官们的眼光很挑剔，因为他们认为大法官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萨普什此次的坎坷任命正是与之有关。大法官并不好当，如果你想加入他们，就要先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而这个门槛确实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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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2月16日及17日报道，美联邦最高院的托马斯大法官最后一次在口头辩论阶段发问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托马斯大法官的“沉默”引发了口头辩论在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争论。口头辩论一直被认为是辩护的关键环节。可是如果法官对律师提出的口头意见毫无反应，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就行了？

  有人认为，口头辩论可以使法官从简要的辩护意见里看到律师详细的辩论思路；还有人认为，法官可以直接从律师的论战和自己的发问中获得有关问题的答案；更有学者认为口头辩论并不是大而不当的形式化的东西，它可使公众看到法官的思考过程。

  有争议的是：有关口头辩论的意义的争辩似乎更容易发生在美国的最高院，因为美国的大法官更注重政治上的中立和客观。在英国，这种争辩几乎没有必要。在英国，大法官们虽然习惯于支持与自己的思想偏好对胃口的辩论意见，但他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支持更好的辩论意见。

  大法官的“沉默”不仅事关口头辩论，它还涉及大法官的“政治性”问题。纽约时报认为美国的大法官们比英国同行更“政治性”。英国没有沉默的法官，只有较少和较多介入辩论的法官。

  这还涉及媒体对大法官的关注的问题，美国的报章对大法官的言行进行长篇累牍的追踪和报道也许与美国联邦最高院有更强的政治性有关，与英国同行相比，他们更为公众所知悉，更具争议。格里斯厄姆（Grosham）的《塘鹅暗杀令》是围绕美国最高院法官的任命所展开的，但是这种小说不太可能选取英国的大法官们作为素材。

  英国最高院设立的目的在于使法院更平易近人、更公开，使法官进入公众的视野，让公众了解司法机构的功能与作用。虽然英国大法官们还没有像美国的同行那样被聚焦在媒体中，但随着媒体和公众对法院和法官兴趣的增长，英国的大法官们该从美国的同行那里学会如何面对镁光灯的闪烁了。

  最有趣的大法官

  据英国大西洋月刊2011年1月25报道，波士顿大学法学教授韦克斯勒（Wexler）通过研究法庭记录中记载的庭审过程中出现的“笑声”的次数，得出结论：斯卡里亚是最有趣的大法官。瑞恩·麦弗斯（Ryan Malphurs）则通过研究庭审中笑声出现的具体情境，结合心理学及传播学理论，细化和推进了这一研究，结论依旧是斯卡里亚大法官最有趣。最严肃的大法官是谁？嗯，当然是“沉默”的托马斯大法官。

  根据的研究结果，最有趣的大法官的前三名是：斯卡里亚，布雷耶，罗伯特斯。庭期内的131次笑声中，60次是由斯卡里亚大法官的发言引起的，布雷耶大法官30次，罗伯特斯大法官12次。

  瑞恩·麦弗斯发现大法官进行自嘲和“幽律师一默”比较多。在他之后，新的观察发现新晋的艾琳娜·卡根大法官也很幽默，很有潜力在榜单上排名靠前。不苟言笑的艾里托大法官有时也会偶发惊人之语，当斯卡里亚大法官在讨论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含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的案件中，问及第一修正案的起草者是如何考虑政府对暴力内容的限制界限时，他插话说：“我认为斯卡里亚大法官是想知道麦迪逊对电子游戏的看法”。

  有网友讲了个段子：有个年轻的律师在口头辩论中，经常把台上的9位大法官（Justice）误称为法官（Judge）。斯卡里亚大法官说，年轻人，任何律师都该意识到坐在这里的是Justice,而非Judge。年轻人愈发紧张，斯蒂文思大法官安慰说，别担心，宪法也常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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