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塞得很，今天才知道原来采访收费的事情是李银河那里出来的。李银河还专门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个帖子，帖子名叫“感觉像是在为民请命”。李老师是我最喜欢的学者之一，这种喜欢一开始是浪漫主义的，来自于非理性地喜欢王小波，而后才过渡到理性的尊重——来自于李老师的各类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很有意思的是，要是没有浪漫主义，估计我会晚看李老师的东西一两年。扯远了。
言归正传，讲“学者接受采访收费”的事。
先说理想模型：本来，学者接受采访，应该是特指这样一种情况：有某个值得报告的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将调查到的事实请学者予以评论。也就是说，假设学者A和学者B打架，记者在写出报道以前，可能会采访学者A和学者B，但这个时候他们俩不属于“学者接受采访”，因为采访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他们打架的原因或者后果。只有当记者向“研究打架”的学者C询问秀才打架的特点，向“研究学者”的学者D询问学者为什么会打架等问题的时候，才是“学者接受采访”。这个时候，学者C和学者D运用自己的知识，向记者解释或者评论A和B打架的事情，当然可以收费——凭什么我白给你服务呢？
现实总是比数学模型要复杂得多。首先，打架的A和B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会和任何打架的人一样，运用自己的知识开脱自己的行为并批评对方的行为。其次，打架的A可能会和C是师生关系，所以C在评论“AB打架事件”的时候，也往往因为对自己老师的尊重或者敬畏而说B的坏话。再次，尽管学者D和打架的两方都没什么利害关系，但是因为他不出名，一年能被采访半次就不错了，而且他又很希望自己出名，所以采访的记者一来他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上述ABCD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大都不会很自觉地把屁股撅给记者看——尽管他们的脑袋在屁股的决定下，基本都不会想到收费这档子事。
所以，在说“学者接受采访”收费不收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即使是李老师，假设人家记者来采访她是问她“为什么你要提交同性恋结婚合法化的提案”，那她也不应该收费，因为这时候她不是A就是B——我个人完全赞成李老师“为民请命”提出同性婚姻的事，虽然这种赞成还算是在读了些书的基础上的、并非浪漫主义的“FANS型赞成”，但如果记者来采访我，因为我不出名，甚至算不上学者，所以很可能在虚荣心驱使下也会像D一样来个免费。
假设某个结婚心切的“同志”，同时还是个学者接受采访，要求他评价“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提案”的时候，则他和记者都一定要小心，分清楚究竟属于“学者C”一类还是完全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说话——如果属于“学者C”，那么他收费就当然说不过去——对记者来说，区分这两种情况非常困难，很可能仅仅为了区分都值得再请个“学者E”，所以为避免影响学术形象计，建议这位“同志”还是不提收费来得恰当。
“屁股决定脑袋”是我2005年学到的一个重要词汇。关于屁股，我的师兄李子木还有更精辟的“屁股向后，春暖花开”，只是又扯远了暂时按下不表。
总结一下，理想情况下的“学者接受采访收费”当然和“有偿新闻”不沾边，当然应该。但权利总是伴随着义务，建议学者在收费前，先观察一下自己的屁股。此外，“学者接受采访收费完全合适”的判断为真，除了上述约束条件以外，还要有一个前提：学者的专业服务对象是记者而不是新闻当事人——如果是向A或B收费，那他的服务对象就是A或B了——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学者的最高职称是“Professor”，当然可以为打架的一方当事人提供“Professional”的意见。只是，在这个时候学者仍然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说话，并且将自己的屁股摆明了给大家看，否则贻笑大方事小，混淆视听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