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讨论的前提是弄清楚定义。定义清楚了，才能继续接下来的讨论。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信息网络安全的法学定义进行过阐述。此外，我们还对社会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多元的安全观”进行过描述——什么是“多元的安全观”？简单地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你是企业的老板，你的所谓“信息安全”要维护的是你企业的利益；我是企业的雇员，我的所谓“信息安全”要维护的是我的利益；他是政权统治者，他的所谓“信息安全”是要维护他的政权稳固。
还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所期待的“信息安全”中，都至少会有一部分目标是共同的：保障整个国家的安全，以达到保了大家，成全了小家的目的——这一部分目标，就是所谓的“国家信息安全”，所谓“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讲的就主要是这块内容。
对于“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当然要研究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上面的例子里，假设——注意，我是说假设：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战略中提出，要全面禁止自己的关键技术的流出，同时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别国的关键技术，那么对于法学家而言，要研究的就可能是在国际公法上，这个国家是否有条约义务阻止自己的技术贸易壁垒，是否有条约义务尊重它国的知识产权。然后，再研究这些条约义务是否可以被规避，如果规避不了，国家承担的条约责任可能有多大，违背条约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否超过了“战略”所想达到的正面目标。等等。同时，法学家们也可以研究：在比较法的角度上，同样负有这些条约义务的别的国家，是怎么规避条约义务的同时，尽量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等等。
但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等于“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因为除了大家共同的“攘外”目标以外，还有各自的“安内”目标，而这些各自的目标之间，是可能出现冲突的。比如，员工工作邮箱中的邮件，是否可以被披露，是在就职期间随时可以披露还是辞职后披露，其中就涉及到“多元安全观”下，不同“屁股”的利益的冲突和调整。即使我们只讲技术问题，同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认为是黑客行为，在另外的条件下，可能就被认为是为了维护信息安全而进行的行为——因此，如果立法中只谈特定技术使用或者禁止，那么这种立法将注定面临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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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说过，立法学和法律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如果是在一个从来没有其它制度的空白的地方，建立一套所谓“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体系”，那就属于纯粹立法学的范畴，更多的不是法律学家的工作。但是，这种空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在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出现之前，一国法律体系以及这种法律体系下所形成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以及三类主体内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已经存在的了，而正因此法律学家才有了存在的必要——在任何利益主体根据其“屁股”坐的地方，追求所谓“信息网络安全”的时候，究竟在什么限度内是正当的，在什么限度内是不需要立法就可以解决的，在什么限度内是需要新的立法支持的，等等诸如此类。
所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法律问题研究”和“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研究”，本就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前者是屁股坐定了以后找法律来论证自己“坐”的正当性的研究，这就如同一个打架的当事人来找律师，律师根据法律和法理来尽量维护这个当事人的利益；后者是为各种屁股找合适的座位的研究，这就如同几个孩子都要吃番茄，阿姨去翻幼儿园的规定，发现其中没有对番茄的直接规定，只说：（1）分发水果的的时候，年纪最小的小朋友可以优先选择，但是三岁以下的除外；（2）分发蔬菜的时候，由阿姨根据各年龄孩子的营养需要，不允许孩子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于是根据这个规定，我们去分析番茄是否属于水果，再分析现在要吃的孩子是三岁以上的还是以下的，等等。当然，因为两者都涉及到“信息安全”问题，就会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鉴的资料（而资料的搜集，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原因，仍可算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也会有一些观点上的交流乃至碰撞。但即使如此，相信很多人都同意：仅仅资料的搜集，尤其仅仅是某一国资料的搜集，并不代表学术研究的所有。窃以为，在讨论过程中，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本身，将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的理由一个个地分析清楚，而非只列出一些与论点关系不大的资料目录，似可使学术讨论变得更有效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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