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2日，美国弗罗里达州的律师马修摩尔（Matthew Moore）代表四名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向当地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PRC（国家）、PRC 卫生与健康委员会、PRC 应急管理部、PRC 民政部、Hubeig 政府、Wuhan 政府。起诉状主张，由于中国没有迅速报告和控制病毒或没有披露实际的病情数字，导致了全球COVID-19疫情的爆发。起诉状点此（注意：在美国，民事诉状的内容、被告和诉由是可以随时修改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盆友请自行到法院系统里去找最新的版本）
先说能不能起诉。能不能起诉是一回事，能不能胜诉又是另一回事。在美国民事诉讼制度下，只要写出诉因（count）和最基本的理由（无需先准备好证据），就可以启动诉讼程序。在后面的诉讼程序中，原告还可以修改诉因和诉讼请求。诉讼的对象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其次，国家能否作为被告？根据1976年的《外國主權豁免法》（FSIA），原则上在民事诉讼中不能把一个外国国家当作被告——除非满足几个特定的例外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例外条件就是“商业行为例外”（28 U.S.C. § 1605(a)(2)）。根据这个条款，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一名原告可以起诉一个外国国家：
- 当诉讼请求是基于该外国国家在美国境内开展的商业行动（commercial activity）而提出的；
- 当诉讼请求是基于该外国国家在美国境内实施的一个行为，且该行为与发生在美国境外的商业行动相关联，而提出的；
- 当诉讼请求是基于该外国国家在美国境外的行为，该行为与发生在美国境外的商业行动相关联，且在美国境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本案中的原告就将上面的规定作为其起诉应当获得受理的理由。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援引这个 “commercial activity” 例外似乎有些牵强。根据《外國主權豁免法》中的定义，商业行动包括“日常的商业行为或者特定的商业交易”（ 28 U.S. Code § 1603），“一个行为是否属于商业行动，需要考虑行为或者交易活动的过程（course of conduct）而不是其目的。” 当然，因为美国是普通法国家，所以这个“商业行动”例外最终是否真的能适用到本诉中的行为上，还需要研究在先羁束力的判决，考虑其中是否又类似的情况。
假如只谈法律的话，怎么应对【注1】？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任何被告都还没被送达。即使被送达，也可以考虑按照 “特别出庭”程序 【注2】 ——主张这个诉讼属于“无聊诉讼”（Frivolous litigation，或者又称为无谓诉讼），进而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要求法官驳回这个案子，不进入任何实质程序。当然，究竟算不算“无聊诉讼”，也需要做一些判例检索和研究工作。普通法体系的其中一个好处就在于，就算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总是有机会可以找到一些authority来支持和反对某个主张，而不至于很快陷入只能空对空地谈价值谈关怀的境地。
注1：这里的所谓“应对“，以及前面几段的知识介绍，都只是就着新闻简单陈述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的知识点（这里面还有好多知识点，比如集团诉讼发起的资格、起诉法院的选择等等），都纯粹属于工作之余的减压疗法，不是法律意见，更谈不上有什么实际意义。毕竟，这种诉讼新闻价值大于法学价值，与一般的集团诉讼也不一样。更不用说，在全世界民粹主义都盛行的今天，这种事情几乎必然被各种（以及各国的）键盘侠张冠李戴，当作 “美国” 和 “中国” “交手”的例子——尽管起诉者根本代表不了美国。
注2：“特别出庭” 的意思不是说表达自己要应诉，不等于被告同意这个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而是告诉法官：你根本没有管辖权或者这个案子是滥俗，等等。这种制度类似中国的“管辖权异议“程序，但是更广泛，是为了保护被滥诉的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