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出台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中，“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包括了两种形式：一是“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提供视音频节目”；二是“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
这显然是一个宽泛、模糊、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定义——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种形式（为了简便，把它略称为“制作并通过网络提供视音频”）。
第一，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混同在一起。所谓服务贸易，是指为他人做某种事。首先，必须是为他人。这就好比一个人自己给自己化妆不是服务，但让美容院帮他化妆，则美容院在进行服务。其次，“服务”仅限于行为。这就好比理发是服务，但是理出来的发型不是服务一样。
所谓知识产权贸易，是指行使知识产权权能，或者转让知识产权权属的行为。如果你委托我帮你录音，那么我是在为你提供服务，我们两是在进行服务贸易，这个服务是指“帮你制作的行为”，而不涉及“制作出来的东西”的权利归属及使用。在互联网上向公众传播，是典型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是服务行为。
第二，把多种不同的服务行为，不适当地合并成一个概念。一个录音录像制品从产生到在互联网上传播，可能有多个服务者。如果你想拍段DV，让我帮你打灯光，那么我俩之间是个服务合同，如果你拍了DV但不会上传，让我帮你上传，那又是另一个服务合同，如果你没地方上传，要让我给你提供空间，使你的作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那么又是另一种服务。这就如同张三按照我的设计，帮我理发完毕后，我又请李四帮我拍张照片留念。这个发型的著作权人是我，张三是服务者，李四也是服务者。张三如果会摄影的话，也可以为我拍，但此时的张三，不再是作为理发师的张三，而是作为摄影师的张三了。前后两个服务完全不同。
同样的，“制作”和“通过互联网提供”是两个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关系的行为，就连“制作”和“服务”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可能是为自己制作，也可能是应别人的请求制作。我拍了一段DV，并不意味着我必然要传到网络上，反过来，我传到网络上的DV，也不必然是我自己制作的。不但是我，即使是一家电视台，也是这样的。至于把这种“视听节目”上传到互联网上向公众提供，则又是另外一件事。
第四，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传播混在了一起。在数字时代，所谓“三网合一”或者“N网合一”，实质上是互联网替代过去的广播电视网和通讯网，而绝非用陈旧的广播电视网技术反过来替代互联网。广播电视的传播，是采用一次性的信号发出和接受方式，受众不能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地点反复地获取同样的节目。对互联网也好，对广播电视网也好，都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管制，但管制的方法是不同的，不能用管制广播电视的方式去管制互联网。否则，姑且不论这种管制是否符合普适的价值观和人权理念，只在操作层面上说，无异于用漏勺去舀水，缘木求鱼。
缘木求鱼的结果在于，法律可能面临无法实施的窘境。因为法律制度中所规定的事，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不存在，要么完全属于多个不同的行为主体。于是必然出现普遍的违法，在普遍的违法面前，执法者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选择性的执法。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性执法中，执法者可能会找到寻租的机会，单是选择性执法本身，就已经导致了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亵渎。更严重的是，如果法律规定总是违反基本的常识或者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不用再说什么发展方向之类的了），那么它必然无法得到普遍的遵守，甚至无法让人们估计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否合法，再加上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执法、任意性解释乃至可能的公权力寻租，人们对法治的梦想将迅速转变成疑虑和厌恶，很块地，所有理性的人都会完全放弃理想，对任何规则都置若罔闻，对任何权力都无比迷恋，这样的社会环境，不但公平遥不可及，而且效率也无从谈起。
总之，按照新出台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任何人自己拍摄的DV作品、录制的音频文件，只要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都属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这种所谓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混淆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界限，混同了不同种类的服务，不是一个合理的概念。在执行中必然与现实生活产生矛盾。如果说，对张樊所指出的《规定》第八条导致的“互联网视听行业公有化”的问题，立法者还可能非常牵强地基于意识形态、“中国特色”或者别的什么理由争辩一下的话，这个《规定》中对所谓“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不合理界定，则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都是不折不扣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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