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最大好处就是望文生义,例如“字正腔圆”,你就是真的不懂,也可以从北京话的平仄里嗅觉出“掷地有声”的感觉。换了上海小孩儿,如果他的老师普通话不过硬,那我估计对这两个成语就只有死记硬背的命了。
这是个引子,想说的主要是方言和吃的关系。没文化,看的书不多,但我敢预言、我敢打赌,无论古今中外,绝对有人在某个类似SheCan一样不起眼的坛子或罐子里,说过我准备说的这句话:方言绝对和这个地方的口味有关系。不过,我不敢断言的是,有没有人想过:究竟是方言造就了吃,还是吃造就了方言。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极有可能被人和那个哄三岁娃娃的,有关鸡和蛋的故事相提并论。所以这里就先要扯远一点,说说鸡的事情。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蛋”有一天偶然见到一只“始祖鸡”(或者鸡的祖先——管它是什么鸟,暂时就取个名字叫始祖鸡),他觉得这娘们长得很漂亮,所以就主动凑过去说话,最后三勾两引,把她给弄上了床,然后就生下了个东西叫“鸡蛋”。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东西也在勾引其它始祖鸡,——比如“猪胎”,但可惜猪胎们运气不好——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犯了关节炎,也许是因为酒喝的多没成事,反正最后都没能没成功地让他们各自的太太们产崽。——换成“学术”的语言,就是现在的“鸡”的祖先,在基因的偶然变异过程中,遇上了下蛋这种繁殖方式,而且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方式所繁殖的后代在自然界中存活下来,而这种存活下来的东西被我们叫做“鸡”。所以,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先有“蛋”,才有“鸡”。
再回到方言上。人吃各种不同的东西的时候讲话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吃辣味的东西时,一般讲得不多但气喘得大;吃甜味的东西时,舌头转得就比较快;吃苦味和腥气重的东西时,则舌头平直不会乱动,鼻子也要捏起来。再比如,大块朵颐的时候嘴巴的运动量大、张合一定要有力;青菜萝卜的时候则要频率快、慢咽但不细嚼。而这一切,注定将影响同样属于嘴巴运动的语言上,所以说,是食物产生了方言,而不是方言产生了食物。这本身也符合老马的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
就我有限文化经验,全中国的食品口味里,相对清淡的要属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基本是不放什么佐料就整,与此同时这些地方吃的鱼多,腥气重。几方面结合起来,造成这些地方的方言都是直着舌头说话,同时因为口淡,可以腾出时间来嚼舌头,因而发音的频率也就很高。与江浙不同,两广海南一带虽然也吃海鲜,但同时他们甜的东西比较多,这就造成他们与江浙一带方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甜的东西最容易让人不断伸舌头添和吸,所以广东话老让人感到是舌头和嘴唇都不断在往前顶。与沿海和东南不同,北方人以前都是在马上过日子的,吃东西得快,而且因为消耗的体力大,又长不出像样的蔬菜,所以就尽吃肉。在这些因素下,北方人发音就较为简短有力,清楚洪亮。与中原地带不同,西南地区住在山上和山间的人们虽然肉不多,但因为山上盛产各种味道辛辣的植物,所以说话就不大习惯会用胸腔发音,因为那就等于把吃的辣椒往胃里直接咽。
当然,即使是地理上很接近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重庆人吃麻舌头的东西多,所以舌头就比较硬,声音比较耿直,而成都人吃辣舌头的东西多点,所以舌头就比较软一点,声音比较柔性;再比如云南人的小吃汤汤水水多,里面味道丰富,所以舌头也就顾不上蹦来蹦去,声音就显得平缓,这一点是云南话与四川、贵州话最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