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wgDog | 博铎法豆

　　我小时候其实不是昆明人。因为当时我们家离昆明很远，足足有15公里——30华里——15000米——30000步，虽然我们有交通车，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坐车20分钟以上就已经很远了。所以，我们要进城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我要上昆明去。”（当然，这个“上”字在当时的方言里，很正经）。我那个时候的口音也不是昆明话，而是以关上为代表的官渡话——比如我们不说“五毛钱”而说“藕角钱”，不说“甲虫”而说“牛屎 ong ong”。

　　准确地说，官渡话其实才是昆明方言的源头，但这一情况即使是在1980年代，也已经大为改观，当时昆明市区里45岁以下的人说的话，已经明显与长辈不同了。我的口音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官渡话，但多少带有某种“乡下”痕迹——这一点是我13岁到昆明（市区）上中学后，才意识到的。

　　我所在的中学其实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学校——五华二中（不是昆二中），在武成路（要是在清朝末年，我一定是个保皇党，因为我很恋旧，至今不愿意把那条完全被拆除重建的街称为人民中路）。我每天早上坐（普通话似乎应该说“乘”）交通车到小西门——那个时候所有郊区单位的交通车都在那里停——然后步行17分钟到达学校。因为时间很早，而且昆明人都很懂得撒尿后睡回龙觉，所以这17分钟里我基本不会遇到什么人。就算遇到，也是昆二中那个久闻其名但至今未曾谋面的班主任老师的学生——据说他（她）每天很早会让学生去绕着翠户跑步，据说当了他的学生不是尖子也要变成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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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美丽的大城市，灯火阑珊，车水马龙。因为寸土寸金的缘故，一栋栋地基极小但层数极多的大厦就像一根根筷子，插在那个叫做太平山的窝窝头上面，而此起彼伏的公路和立交桥则更象极了缠在筷子上的面条——还是外婆拌的那种凉面。
我就像一只虫虫，小虫虫，在面条边缘挪动，有时候还会钻到筷子里头。

汉语的最大好处就是望文生义，例如“字正腔圆”，你就是真的不懂，也可以从北京话的平仄里嗅觉出“掷地有声”的感觉。换了上海小孩儿，如果他的老师普通话不过硬，那我估计对这两个成语就只有死记硬背的命了。

　　这是个引子，想说的主要是方言和吃的关系。没文化，看的书不多，但我敢预言、我敢打赌，无论古今中外，绝对有人在某个类似SheCan一样不起眼的坛子或罐子里，说过我准备说的这句话：方言绝对和这个地方的口味有关系。不过，我不敢断言的是，有没有人想过：究竟是方言造就了吃，还是吃造就了方言。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极有可能被人和那个哄三岁娃娃的，有关鸡和蛋的故事相提并论。所以这里就先要扯远一点，说说鸡的事情。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蛋”有一天偶然见到一只“始祖鸡”（或者鸡的祖先——管它是什么鸟，暂时就取个名字叫始祖鸡），他觉得这娘们长得很漂亮，所以就主动凑过去说话，最后三勾两引，把她给弄上了床，然后就生下了个东西叫“鸡蛋”。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东西也在勾引其它始祖鸡，——比如“猪胎”，但可惜猪胎们运气不好——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犯了关节炎，也许是因为酒喝的多没成事，反正最后都没能没成功地让他们各自的太太们产崽。——换成“学术”的语言，就是现在的“鸡”的祖先，在基因的偶然变异过程中，遇上了下蛋这种繁殖方式，而且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方式所繁殖的后代在自然界中存活下来，而这种存活下来的东西被我们叫做“鸡”。所以，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先有“蛋”，才有“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