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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早晨，童鞋们照例登上开往办公室的汽车列车脚踏车，照例打开微信批阅新闻旧闻鸡汤文，照例规划一下今晚吃啥喝啥睡哪儿。在这种充满窃喜的忧伤氛围里，豆哥实在不想发什么太沉重太专业的话题。

 

这样吧，总结一下各国宪法序言的第一句话。毕竟“星期五”作为一坨野人的名字（什么，你没看过鲁滨逊？！），意味着即使身处孤岛家徒无壁，只要愿意做梦也还是能享受幸福滴生活（…这鸡汤扯得实在是，太扯了 orz orz）。



外国部分：



大日本帝国宪法 1889年（明治22年2月21日，已废除）

朕以国家之昌隆及臣民之福庆为衷心欣荣，依承于祖宗之大权，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此不磨之大典。



日本国宪法（1946至今）

日本国民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中的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2012年最近一次修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体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宪法（1924年版）

自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世界各国已分裂为二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通过至今）

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由共同命运联合起来的多民族的俄罗斯联邦人民，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和睦与和谐，维护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依循普遍公认的各民族平等和自决的原则，缅怀将对祖国的热爱与尊重、对善良与正义的信念传递给我们的先辈，复兴俄罗斯主权的国体并确认其民主基础的不可动摇性，努力保证俄罗斯的繁荣和昌盛，基于为自己祖国而对当代和后代所承担的责任，意识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特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



蒙古国宪法（1992年2月12日至今）

我们蒙古人民以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崇尚人权、自由、正义和国家统一，珍惜和继承立国典章、历史与文化传统，尊重人类文明成果，在我国建立和发展人道的、公民民主的社会为崇高目标，谨向大众宣布蒙古国宪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5年5月8日至今）

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负之责任，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兹本制宪权力制定此基本法。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9至今）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美国宪法序言全部就这一句话）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

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

根据这些原则和人民自由决定的原则，共和国对那些表明愿意同共和国结合的海外领地提供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理想为基础的，并且为其民主发展而设计的新体制。

（法国宪法序言就这两句话，故全部复制过来）



中国历史上的宪法：



清朝-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清朝-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1年，无序言）

第一条，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无序言）

第一条，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25日通过)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他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现行）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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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里，许多法律词汇来自日文，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那么，具体是哪些词汇呢？根据牛人研究，至少下面这些词来自日文：

 

宪法方面：

表决、但书、动议、法定、共和、管制、立宪、落选、取缔、权限、权益、人格、人权、人选、特许、提案、投票、议案、议决、议员、政党

 

刑法、治安方面：

假释、警察、警官、保释、辩护士、公诉、派出所、

 

诉讼、仲裁方面：

出庭、传票、法庭、法医学、公证人、旁证、陪审员、引渡、治外法权、仲裁、仲裁人

 

 

民法方面：

债权、债务、代表、代理、所有权、不动产、动产、财团法人、法人、商法、社团法人、时效、所得税

国际法领域：

国际公法、总领事、最后通牒、最惠国、领海、领空、领土、制裁

 

顺便，补充一点小知识

 

清末大规模地选派学生赴日学习法律，是晚清救国努力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法制史而言，法科留学更是意义深远。我们现在的法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

 

当时，清政府出使日本的大臣汪大燮和其继任者杨枢建议建立一所速成法政学院，“以教授清国现代应用必要之学科，速成法律、行政、理财、外交之有用人才为目的。”（见《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推动这一项目的，还有当时的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有日本“民法之父”之称的梅谦次郎先生，以及在日本留学的范元濂和曹汝霖等。

 

1904年5月7日，法政速成科第一期在东京开学，“开学之日，中外士商来观者千余有人，日本各部院大臣亦来颂祝，礼甚隆重。”自1904年到1908年，政法速成科共招收五班1885名学生，培养了夏同龢、汪兆铭（汪精卫）、程树德、居正、沈钧儒等清国和民国时期的政法精英。

 

下面是法政速成科学科课程表：

 

谢泳先生在其《杂书过眼录：二集》里提到一本出版于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的书：《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它可能是最早的“以华语通译教授法律、政治等学科”的书籍，其中必然包括许多借用于日文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跟随着留日学生回到中国，进入中国的法学体系之中。

最后，附赠美国民歌一首

Do you remember the paths where we met?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Ah, yes, you told me you’d never forget,

Long, long ago, long ago.

Then to all others, my smile you preferred,

Love, when you spoke, gave a charm to each word.

Still my heart treasures the phrases I hear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Long Long Ago”

Thomas Haynes Bayly (1797-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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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时间

贰：题图《热情似熔岩》作者Mizzro

壹：做法：番茄+胡萝卜汁，加热煮熟即可，主要功效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建议一日一次

贰：跟日本没啥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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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自己找来读：

1.崔军民：近代法律新词对日语词汇的借用及其辨正《河北法学》2009年4期

2.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朱腾：清末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6期

4.翟海涛：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清末的法政教育《社会科学》2010年7期

5.谢泳：《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陶芸：《中日法律词汇对比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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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哥的家乡昆明有一个绝佳的观日出地点：滇池畔的西山。小时候为了看日出，在西山上的庙里住下，天寒地冻地睡在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铺头上。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被父母逼迫起床，昏头昏脑地被拖到观景的地方，心里充满怨恨。

 

但是，当那轮红日从远处山峦中最终纵身一跃的时候，哥还是被震撼了——太阳真的是跳出来的。



嗯，信息时代的新一轮日出近在眼前。



如果说，典型Web2.0形式的网站（如豆瓣和Youtube）还是建立在网站为中心，然后由用户到网站上来制造内容的逻辑上，那么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在 这个时代，互联网真正由以网站为中心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即网站，用户的信息瞬间发布、瞬间汇聚，即时更新。与此同时，这个时代的信息获取方式与传统的 搜索引擎时代不同了，后者是由搜索引擎派出机器人搜寻既存的消息，而现在则有可能根据用户的需要自动推送信息给任何接受者。网站已经不是中心了，人，才是 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已经没有中心了。



Twitter也好，朋友圈也好，都只是过渡品。在真正的3.0时代，客户端为王，每个人都有一 个自己的互联网。这样的互联网在哪里？在你的手机里，在你的手表里，在你眼镜里，在你的项链里（这就是所谓的穿戴式设备）。人在哪里，信息就流动到哪里， 人和信息成为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要想控制这种信息流动的途径也许只有一个：断电。可是，可能断了所有人的电吗？有太阳就有电的。



上面这些，是美丽新世界的曙光。但是，在日出之前，还是有些障碍需要克服的。



第一是心理障碍。



十几年前，豆哥帮一个单位策划网站，受到该单位领导的亲切款待，席间他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我们要占领互联网这个阵地。”这也许就是一种心理障碍，因为在 你准备占领它之前，那个要被占领的“阵地”已经去中心化了——这汪洋大海里，每滴水都是一个世界，除非你能占领每个人的脑袋，否则你所占领的至多只是一滩 很容易就被小朋友跃过的死水。

第二是基础设施。



在未来的十年内，基础设施仍然可能是互联网发展的重大障碍。这里的障碍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既有的体制格局。比如，你可以有精彩的智能家居程序，但短期内，如果你控制不了电线，你可能还是什么都没有。



第三是蚕茧效应。



人的弱点之一是喜欢臭味相投。在基础设施仍被垄断的条件下，信息提供者可能非常功利地按照不同人群的兴趣爱好去投放信息。你喜欢打游戏，那么就有无数的游戏 信息投放给你，你的周围也会变成全是打游戏的人，搞得你忘记了本来自己还喜欢泡妹妹。时间长了，你可能变得除了游戏之外一无所知。



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呢？办法很简单，就是起床。



在心理上，不管是商业的还是政治的领导们，很可能都需要换个思路，不用“占领”这种战斗性极强的词汇影响自己的心态，而是考虑一下心平气和地加入和互动。



至于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宏观，豆哥说不好。也许最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靠说而是靠做——这也许就是互联网新贵们纷纷与地产联合的原因（豆哥瞎猜的，猜对了别怪我哈）。



而关于蚕茧，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据说是美国前总统老罗师傅的名言：Do one thing everyday that scares you. 每天做一件你害怕的事。比如，放下朋友圈，拿起Kindle；再比如放下Kindle，拿起球拍（放心，某种智能化的球拍必定很快面市）。时间长了，害怕 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就可能破茧而出。



起床很艰难，加上人类常常建造各种建筑物遮挡风景，所以每天都发生的日出竟然成为一个需要专门筹划观摩的事件。



但是，我们不看日出，不等于太阳就不会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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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原料，人体摄入后，会产生肾结石，尤其是婴儿，可能因此导致死亡。因此三聚氰胺不能食用，也不应作为食品添加剂。尽管如此，由于添加了三聚氰胺后，低蛋白质含量的奶粉可以骗过国家质监局的仪器，从而使检测结果达到国家规定的蛋白质含量标准。所以，一些企业就采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以次充好的目的。

上面这段话，就是前几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的核心部分，相信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

彼时，人们很愤怒，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指责涉案的企业家：“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的确，不但是企业家，任何人身上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注意，是应该，不是必然）。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才更有利于将这种“应然”转变为“实然”？或者反过来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些企业家丧失这种本来理所当然的价值观？



这个问题非常宏大，需要特别高瞻远瞩的大师才能全面把握。哥显然不是那种人。



豆哥所要说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一个与法治理念有关、为众多论者所忽视的技术性问题：强制性标准的恰当性。



先让我们假设一种情形：我们删除那项“奶粉中的蛋白质必须达到一定含量，否则就不能销售，甚至要受到处罚”的强制性标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奶粉老板仍然不必然倘着道德的血液，仍然可能唯利是图，仍然除了竞争需要之外，不愿意主动提供真正富含蛋白质的奶粉。这个时候，他有以下三种选择：



A.不掺任何可以让蛋白质显得比较多的化学制剂，直接提供蛋白质含量不符合包装标识的、无营养的奶粉。



B.将包装盒上的蛋白质含量降低，以使内装物与包装标识一致。



C.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以防消费者自行检查蛋白质含量。



显然，在没有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只要这个奶粉老板不是恐怖分子，那他就只会在A与B之间作出选择



在A行为下，企业所需负担的法律风险至多是：民事欺诈。

如果市场竞争并不激烈，那么老板甚至可能会直接选择B，然后宣传一下他们的奶粉不是强在蛋白质含量高，而是强在含有促进蛋白质吸收的成分等等——这类广告很多的。



很难想像奶粉老板会主动选择C。因为选C实在是太变态，C与A选项相比，要真正产生效应，必须建立在消费者不但真的会去检验蛋白质含量，而且消费者还会使用和质检局相同的方式去检验的前提上。相反，一旦有消费者真的因此中毒，那么奶粉老板所需负担的法律风险就会是双重的：民事欺诈＋因为投毒而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这还不包括因此导致的无可挽回的企业信誉损失。



真实世界的情况与此不同：我们有一条强制性的蛋白质含量标准。这条道德高尚的规则不仅确定了一个蛋白质的最低含量，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则不但可以作为消费者民事追偿的依据，而且还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理由。这就让事情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首先，企业选择B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因为即使老实地标出一个较低的蛋白质含量，即使有人愿意买这种没什么营养的垃圾食品（其实垃圾食品很多，愿意买他们的人也大有人在）。因为强制性标准的存在，企业也不能卖这种奶粉。



其次，企业选择A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在有上述强制性标准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检验蛋白质成为一件必然的事，所以选项A基本等于预缴罚款。



再次，企业选择C的可能性大为提高——相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企业更容易了解到质检局的检验方法，因此就更容易找到规避检验的方法。正如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企业们找到了三聚氰胺作假。尽管三聚氰胺可能导致中毒，可是如前所述，在给定企业家就是黑了良心的前提下，C选项成了企业的唯一选择。



综上，如果没有“奶粉蛋白质含量必须达到一定浓度，否则企业将遭到行政处罚”的强制性标准，企业在奶粉中掺入有毒制剂以伪装蛋白质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大大降低。这条看上去很道德的强行性规范，成了一个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例子。



与猛谈道德相比，回归市场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上述分析可能会遭到喜欢谈道德的人的批评：为什么你要给定企业一定不愿意提供优质牛奶呢？为什么你就是不去要求企业家身上流点道德的血液呢？bla bla



其实，哥只不过不想在这里推演过于复杂的模型。否则，即使将“企业愿意提供优质牛奶”作为变量，只要这种行为会产生成本的增加，上述结论就依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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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牛人牛事太多辣，豆哥赶脚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辣。

 

比如，国家版权局公布了一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哥学习完后觉得好高，好大，好上档次……嗯嗯，就是不大看得懂的意思。

 

首先想问问，究竟啥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意见稿给的定义是这样滴：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内不特定成员集体创作和世代传承，并体现其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学艺术的表达。”

 

每位哥哥妹妹都填过自己的民族成份吧？填完以后，你就是“特定的民族”中的一个成员了吧？那么你创作的作品算不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不算！因为你不是“不特定成员”！

 

那么，这位“不特定成员”君是谁呢？臣妾真的不知道啊，
他/她/它跟“多名妇女”君一样，给人好神秘的感觉……

 

就算有禅师找到了一位“不特定成员君”，那也还不够。因为人家民间艺术必需是“集体创作”的，所以找到一个还不行，还要找到多个“不特定成员君”！而且这些不特定成员君必须是亲戚，不然就没有“世代传承”了，那也不算数！就算是“世代传承”了，如果没有体现“传统观念”，那也不行……

 

最高大上的是，既然已经说了是“不特定成员君”创作的了，又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属于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并且还规定，他们有“表明自己身份的权利。”民族我们好理解，“族群”和“社群”是什么东东呢？而且，既然可以表明身份，那他们怎么又会不特定了呢？

 

豆哥觉得，世界木有不特定成员君，只有特定的匿名作者或者无法查访的作者。用“不特定成员君”来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确实是创新，是把人带入高层次的大神通。

 

其次，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凭什么要“保护”那些作品？

 

谈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论者总是扛着“保护传统文化”的旗号。慢说文化本身就是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就是真有一些文化符号性质的东西需要“保护”，那也应当是鼓励这些艺术作品的自由传播，防止它们失传或者消失。

 

可是，《著作权法》是一种赋予特定人以私权的法律。它的逻辑起点是“禁止”而不是“传播”。不管立法最后如何划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实际上都是让某些特定的人或组织获得控制这些作品传播的权利，从而将它们从自由流通的公共领域中抽离，限制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自由使用，减少它们的传播机会。赋予某些人或组织以私权，将这些文化符号私有化，并不会增加其传播的可能，而只可能限制其传播。

 

有人可能会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防止其被“歪曲”或者“滥用”。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

 

文艺作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像建筑古迹一样会被自然侵蚀或人为损坏。其流通越自由，则其生命力也越旺盛。即便是《著作权法》中已经明确保护的、作者明确的作品，也还会因为时间的经过（作者去世后50年）而进入公共领域。法律当然更不应该限制人们对那些久已流传的民间文艺作品的自由利用。这些利用中可能会有演绎、改编，甚至可能会有某种所谓“歪曲”，但它并不妨碍其他人继续从“正统”的角度传承和再利用——文化的丰富性，恰恰是在这种改编、传承和争论中不断形成的。

 

因此，即使真要专门订立有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也不应当在那些作品上（究竟是哪些作品，哥其实还是很迷惑）赋予类似著作权一样的“许可或禁止他人传播”的权利。这种立法的内容也应该是鼓励这些作品的传播，以及如何防止这些作品的失传。

 

在这个角度上，政府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可能可以派上用场。比如可以制订一些政策，对主动传播、挖掘、整理传统民间文艺的人予以奖励；也可以专门设立基金，对那些濒临失传的创作技艺的传承予以资助。但无论如何，这类立法绝不应赋予任何机构以限制现有的民间文艺的自由传播和改编的特权。

 

否则，对所谓“法律缺失”的“弥补”将成为以保护民间文艺作品之名，行特定主体利益之实的乾坤大挪移。

 

嗯？对了，乾坤大挪移貌似很有所谓“民间文学艺术"的feel。据说功法源自波斯拜火教，乃镇教之宝，武学道理多元精妙，变化神奇，是西域武林最巅峰的武功。

据谁说的？查良镛，外号金庸，好确定、好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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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文化变迁？请向法豆公众号回复“文化变迁”，给你看豆哥在少数民族村寨中寻访到的七个真实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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